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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晨光:国难当头,一切应以人为本

财视media
作者 | 小财 2020-01-26 11:54
疫情的蔓延,不是源的问题,而是流的问题;想打赢这场战争,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病毒,还有人心。

来源: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的首株新型冠状病毒毒种

曾经与不少同行讨论过,如何衡量信息的价值。有时政记者说:判断一则时政新闻的价值,在于它所报道的政策的重要性;有财经记者说:判断一则财经新闻的价值,在于它所报道的资本的多少;有科技记者说,判断一则科技新闻的价值,在于它所报道的新技术的领先地位。

这些说的都有道理,但都没有说到本质上。一则新闻的重要与否、一条信息的价值判断,最终归结为对人的影响。又可以拆解为三个指标:

1.影响了多少人(数量);

2.影响了什么人(身份);

3.影响到什么程度(对人的命运的改变,比如染病、受伤、死亡、后遗症以及其它)。

这三点,与判断疫情严重程度的指标一般。

对于这场或将影响中国命运的疫情而言,2020年1月23日是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天,武汉官方宣布了“封城”的消息,瞬间成为各媒体平台的头条新闻。

封锁一座城市,为何会引发空前关注?

答案很简单:封的不是城,而是人。


清冷武汉,封城首日

它影响着疫区武汉大约1400万常驻人口;而自古就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武汉,今天的迁徙排名位列全国城市第15位。一个武汉高铁站可直达25个省份、40多个城市,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来自航空业的不完全统计表明:从2020年1月1日到23日封城之前,已经有超过6万人从武汉飞到北京,接近6万人进入上海,去往广东省的也超过了5万人……

就在封城的命令宣布后,又有数万人从武汉“逃”到了中国各地。而这些人可能连接着上百万个亲人、朋友与家庭,最终可能影响14亿中国人。

有关人的信息,在任何一场灾难中都是核心。比如,全国第一个确诊的病例、第一例死亡的患者、第一例康复的患者,包括某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各种“第一例”。他们都是处于转折点上的人,从无到有、从0到1;他们的背后,是一个传播链条——从1到100再到1000,乃至更多。

再如,有着特殊身份的人,比如北大一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王广发。作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他患病要比普通人受到的关注高很多。而在1月25日报道的“2岁女童被感染”,说明了病毒已经开始侵害另一个群体。

而最重要的,是病毒传播方式的确认——特别是“人传人”的确认,这是一个质变。110年前,鼠疫在东三省肆虐时,时任“防疫全权总医官”的伍连德所做出的“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具备人传人的能力”的判断,是极其落后的条件下战胜这场甲类传染病的根本。

所以,钟南山院士最大的贡献,也是向公众披露了新型肺炎“人传人”的特点。此前武汉官员及卫生系统最大的罪过,就是隐瞒了这个传播链条。(该如何谢罪?这不是DX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同理,正在建设的“火神山医院”的关注度,来源于它的1000个床位,而床位的背后,是1000名患者的收治,以及这1000人传播链条的阻断。包括即将投入使用的试剂盒、药品也是如此,它们的背后都是人的生命。

我们可以再向前探究一步:人的背后又是什么?

是人心,而表现出来则是情绪。疾病的可怕,在于它不仅会影响人的身体,也可以摧垮人的精神。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他可能做出任何极端事情。比如,有个别患者撕扯医生的防护服,要“同归于尽”。

所以,即使香港大学教授管轶表达的事实是准确的,但他传递的情绪是错误的。这就如同在战争的紧要关头,一个逃兵向军队宣布:“敌人很强大,我已经跑了,你们看着办!”而钟南山院士以84岁的高龄临危受命赶赴一线,他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治疗方案与真相,还包括对公众情绪的安抚、稳定。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国士无双钟南山

比专家不负责任的说法危害更大的,是武汉官方此前的淡漠、隐瞒甚至放纵。这会让公众不再相信政府。这种情绪在社交媒体里又会被无限放大,与对未知疾病的恐惧一起,把人们的信心一点点地消磨殆尽。

想疏导公众的情绪,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信息的披露:

1.真实。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案例,客观平实,不能瞒报、不能夸大。

2.及时。建议官方24小时滚动播报疫情核心信息。

3.实用。解释好每一个信息的背后意味着什么,面对疫情,公众最应该做什么。

但一切的结果,都要集中到病患者身上。如果这样全国26省份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5日消息)的国难面前,还把镜头丢给领导,描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之类,那也是人性问题了。

如果要做辟谣,最应该面对的,是能引发公众情绪恐慌的谣言——比如,若干具尸体在医院停放几小时无人处理;以及钟南山也被感染等。

同时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某些重要政治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又不景气的当下,这场疫情对国家和社会公众信心的影响。

那么,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平息?

与信息传播的规律相同,依然可以用“源流说”解释:病毒从哪里来?病毒向哪里去?

权威报道表明:2020年1月2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已经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第一株病毒信息。而此前的情况是:1月9日,中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了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并在第一时间共享到了相关国际网站上。此举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的认可。1月18日疫情出现较大范围蔓延后,国内的医学专家们迅速编制出了诊疗指南。一位经历过SARS的医生对媒体表示:这在17年前SARS流行时,根本不可想象。

所以,在“源”的层面上,我们做得不错了。

但问题出在了“流”上。“人传人”信息披露太晚,以及迟到的封城,已经给这次疫情的控制带来巨大难题。源与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病毒入侵了某一个人的体内后,他就从“流”变成了“源”。

而这,就是传染病的可怕之处。

中国的春运,是全球最大的人类的迁徙,今年将超过30亿人。而在1月初开始的返乡潮之后,是1月底的返城潮。所以,疫情在短时间内肯定不会减弱,甚至在2月会有进一步扩大之态势。正如一些专家所说:这次流行病的控制成本,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

春运现场(此图为示意图,非指武汉)

但相对有利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病毒对人体的影响程度相对SARS较轻(SARS的死亡率在10%左右);另外,因为有了SARS的治疗经验,康复者应该不会出现大规模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

我们期待着,那个每天在攀升的数字会在某一日下降。

2002年—2004年,作为《南方周末》的调查记者,我从头到尾跟踪了SARS疫情。从广州到北京,再到山西。有几个当时的报道重点,希望能为这次的疫情提供参考:

1.武汉周边地区,以及贫困地区如何对抗疫情?

2.关于病人遗体处理的问题;

3.关于病人康复后的心理治疗问题,比如某些SARS康复者会每天洗手170多次。

也许在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但未雨绸缪远胜于亡羊补牢。这次疫情暴发之初,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还不太相信会闹得这么大。毕竟,我们有过处置SARS的经验,而时间已经过去了17年。但事实证明,我们高估了。

我们应该牢记一点:不是每个人都会以史为鉴;不是每个人都会把“为人民谋福祉”放在心上;也不要认为一件事情很简单,因为它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在疫情处置的背后,是一套体系和机制在运转,这就如同中国男足的问题,不是靠球员和教练就能解决的。

所以,国难当头,武汉需要有能力、负责任、敢担当的人物统筹治理,就如同2003年王岐山市长的出现一样。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的情况,不能再延续下去了。也只有如此,才能把正在涣散的人心收拢回来。

(重磅!就在本文发布前,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疫情严重的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强加一线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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