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财视传媒 让每一次传播都有价值 > 新闻资讯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看中国,看西方;看历史,看现实

消息
作者 | 焦晶 编辑 | 小智 2022-06-20 11:11
洪流中的企业家②:“全面看世界的第一人”

和中国第一位被世界承认的企业家张謇相比,郑观应要年长一些。当5岁的张謇在江苏南通老家寒窗苦读时,16岁的郑观应已收拾行囊,从广东中山出发前往上海,弃学习商;等到41岁的张謇历尽千辛万苦终中状元,郑观应已在困顿中出版了名著《盛世危言》。

但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同样生于战火不息的时代,同样一边投身于实业,一边在新旧秩序的胶着、新旧价值观的碰撞中,为国为民之道思索着、努力着。

图片郑观应/来源: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商业名人

郑观应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张謇则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他们共同亲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军阀混战等。生逢乱世,张謇却在后半生的30年中,创办了鼎盛一时的大生集团,且以一人之力成就了南通一城。而郑观应一生更是经营实业达60年之久,从外商洋行到民族工商业企业,每每临危上阵力挽狂澜,最高峰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堪称“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其集大成之作《盛世危言》正来自他多年的对外观察和丰富的实践磨砺,被誉为“医国之灵柩金匮”。而他本人在实业家的身份之外,更被公认为“全面看世界的第一人”。

如果说,张謇是由政治理想出发走向创办企业,那么,郑观应则是从商业实践中升华出乱世救亡之道。有学者评价郑观应“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先驱。且以先行商务实践的体悟,升华了商战理论”,如此评价,并非过誉。

买办生涯

郑观应出生于广东中山三乡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是具有地方绅士身份的乡村塾师,所以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和那个时代执着于科考的家族不同,当1858年,16岁的郑观应县试落榜,得到的父命不是一考再考,而是前往上海,学习从商。

中山古称香山,毗邻澳门,素来重商,且是中国最早、也最深接触到西洋文化的地方。连接中山石岐至澳门的岐澳古道,就从郑观应的家乡三乡镇雍陌村穿行而过。郑观应从小受到民风熏陶,而且少年时就曾在父亲的指导下跟随亲朋走出国门,游历过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地,眼界宽广。于他而言,果断放弃科举,选择从商并不需踌躇游移。

那时,中国已经历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中。因国门大开,洋商大量涌入,随之也涌现出一个新职业——买办,香山则因民风通达成为“买办故乡”。买办受雇于外商,协助其与中国进行贸易沟通。郑观应的叔叔、同宗兄弟及世交朋友都在上海外国洋行做买办。郑观应的第一站,就是投奔叔父,在上海新德洋行,从打杂开始做起。次年,在亲友的介绍下,他入职英商宝顺洋行,开启正式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香港宝顺洋行/来源:维基百科

宝顺洋行是上海开埠当年进入上海的十一家洋行之一,当时正如日中天,与怡和、旗昌并称上海“三大洋行”,在长江内河航运业占据优势地位。这为郑观应构筑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在这里,他虽然从学徒起步,但勤奋好学,还在业余时间不惜将微薄的收入悉数投入英语学习。所以,在结束为期两年的学徒生涯之后,他顺利升任买办,开始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

这一时期,郑观应的商业才能已经初显。这位年轻的经理人不但为公司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地的市场,还投资加入了中英合营的公正轮船公司,并被推为董事。到1867年,宝顺洋行在激烈的竞争中败北停业时,郑观应已在这家公司整整工作了七年。七年时光里,他稳扎稳打,积累一定的英文功底,见证并学习了西方近代企业管理制度,比如集股经营,由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委派经理团队管理企业;重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以及监督机制相对齐全等。在此期间,郑观应也因工作之故与中外商人和社会名流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打下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在这之后,郑观应与人合股承办茶栈,还投资过盐业生意。1873年,太古洋行组建轮船公司,总船主曾与郑观应在宝顺共事多年,对他十分赏识。在对方的力荐下,31岁的郑观应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这时候,他的经营管理经验已日益丰满,在新公司大展身手。一方面他通过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商业机构和金融机构开源,另一方面又通过购买烧煤少、行驶快、装货多的新式轮船节流。太古轮船公司在郑观应的打理下后来居上,迅猛发展。

总之,到40岁时,郑观应已游走于商场二十多年,积累了包括投资、经营及具体管理等各方面的深厚经验,和唐廷枢、徐润、席正甫并称为晚清“四大买办”。不过,和普通的商人不同,尽管早前在科举乡试中落榜,但郑观应受过正规的旧文化训练,身具儒者之气,更有浓厚的爱国情怀。早在1871年,他便将多年商场中的所见所闻及自身经验汇成一体,写成《易言》一书,提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工商业,促使中国富强的具体措施。

转身“国企经理人”

在太古轮船公司任职期间,郑观应还结识了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盛宣怀,以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深受二人器重。因此,1878年前后,当李鸿章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曾邀请郑观应入股并参与筹办。郑观应力排众议,主张引进机器生产,终使上海机器织布局成为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厂。

但这次合作的尝试中,郑观应与官僚体制的摩擦也尽显。最初,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是官僚彭汝琮,他无视郑观应的建议,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就贸然大肆购买地皮、订购布机,导致织布局因无钱支付布机款信誉大跌,投资者闻风止步,几乎陷入无法维持的地步。李鸿章紧急撤彭代郑,郑观应通过报刊召集民间集资,筹集股银50万两,才使织布局走出困境。

不过身为一名职业经理人,这还不是郑观应最为高光的时刻。几年后,中国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外资轮船公司的联手打压下举步维艰,急需经营人才的李鸿章再次向郑观应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加盟。但同时太古公司也对郑观应极力挽留,甚至做出给与退休金的承诺。郑观应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于1882年放弃了太古公司的高薪续约挽留,加入轮船招商局,为国效忠。出于责任心,在离开太古前,他还选好了接班人,保荐杨桂轩接任总办一职。

于郑观应而言,这一次选择,意味着其从外资企业的买办,转型为“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参与到筹划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商战中。他也由此和这个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来源:招商局集团官网

初入招商局,郑观应任职帮办。面对强劲竞争对手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的削价竞争,他依靠多年的航运业经验,采取了“以退为进、以和为战”的策略,倾力协助总帮办唐廷枢稳住局面,与洋人谈判。历经两年艰苦斡旋,到1884年,终于和怡和、太古等签署了为期6年的齐价合同。按照合同,招商局在约定的价格、服务水域和占比中还略优,由此成功摆脱困境,股票也从波谷期每股30多两回升到160两。

在此期间,郑观应拟定了招商局救弊章程16条,开启企业内部整顿,因经营管理卓有成效,于1883年接任唐廷枢成为轮船招商局总办。此后招商局蒸蒸日上,郑观应也登上了事业巅峰。

但转年3月,中法战争爆发了。爱国心切的郑观应呼吁抗战到底,并决然辞去企业职务,自荐参战。这也是他第一次离开招商局。此后,他又于1893年二入招商局,1903年因署理左江道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事宜再次辞职。1909年,他三入招商局。直到1919年,77岁的郑观应仍因在商界深孚众望,于招商局股东常会改选董事时,被留任董事。纵观郑观应一生中三进三出招商局,每次“进”都是企业身处危难陷入颓势之际,每次“出”,都是经全力整顿使企业重获平稳发展之时。

作为一个典型“能者多劳”的人,郑观应在忙于应对外资买办、招商局事务以及其他国家大事之外,还与人合办了天津塘沽耕植畜牧公司、主持集股开设了造纸公司,此外他还和盛宣怀一起创办了中国近代的电报业、钢铁联合企业、铁路和煤矿等。据说,盛宣怀将其视为救危扶倾的能手,凡遇到难题,必急电召之。

重在躬身入局

但如果只是一名成功的职业经理人,郑观应或许并不会受到后人如此追捧。实际上,他也和张謇一样,关注弱势群体,注重扶危济困。他认为,“修行功德之事,不以茹素诵经为修行,不以建坛设醮为功德”,而应当把金钱与力量实实在在地用到该帮助的人身上。

1876-1879年,一场罕见的旱灾席卷我国北方五省,其中尤以1877(农历丁丑年)和1878(农历戊寅年)两年最为严重,史称“丁戊奇荒”。这次灾荒殃及灾民近2亿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郑观应先是与人共同创办筹赈公所,赈济山西灾荒。次年又与人办义赈公所,捐资赈济河南、直隶、陕西等省灾荒。为方便工作,他将办公地点设在自己家中,还遵母亲遗嘱将积存的一千两白银都捐出赈灾。也正是因为在赈灾中表现踊跃,他才与盛宣怀等人结识。

当战争发生时,郑观应更是超越了一般文人的鼓与呼,而是躬身入局。在1884年中法战争发生后,已过不惑之年的郑观应先是赴香港交涉,将中国从德国购进并遭港督禁运的大炮顺利运回,又受委派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甚至还亲自入越南西贡侦察法军军事部署,绘成草图,并前往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地,策划“合纵”。其勇气、智慧和胆量都令人叹服。

不过,也正是在为抗战奔波期,郑观应陷入两起官司。一是上海机器织布局新任总办诬陷郑观应经营不善,要求追赔;二是郑观应此前保荐的太古总办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款逃匿,按律保人需偿还,于是也追到郑观应头上。郑观应因而在途经香港时被拘,经年方得解脱。

经此打击,郑观应数十年名利尽丧,心力交瘁之下隐居澳门。

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囊空无一钱”的隐居,反而隐出了郑观应又一高光时刻。

从1885年到1891年,郑观应潜心著述。他以在1880年就已付梓印刷的《易言》为基础,扩充著成《盛世危言》一书。《盛世危言》包罗万象,大至国体政制、经济制度、教育体制的改革,小至植树造林、垦殖拓边,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维新改革方案。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评点其“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清光绪版本《盛世危言》/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藏

1894年,正值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盛世危言》刊印发行。支持维新思想的光绪看后大为赞赏,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份发给属臣阅读。《盛世危言》由此成为近代第一部时政类畅销书,数年之内被翻印20余次,畅销不衰。无论是同时代的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此后的孙中山、毛泽东,都被这本书打动、激励过。

尾声

进入民国后,郑观应已过古稀之年。这一阶段他顽固地反对民主共和制,沉湎于宗教,但同时又将全部热情倾注于教育事业。1914年,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华德路(今长阳路)65号创办招商局公学,自任住校董事兼主任。学校用招商局股票的公积红股股息所设立,具有相当的公益性质,但郑观应对其寄予了造就航务人才的厚望。

1921年,年近80岁的郑观应辞职退休,但仍然保留着住校董事一职,且始终居住在学校宿舍中。一年后,一代先贤病逝,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和张謇一样,郑观应同样处于新旧交替之时,对时代有着敏锐的体察和深刻的思考。而正因早期的买办经历,使他较早地对外国资本、商业契约、现代管理等有了了解,视野更为开阔,意识也更为前瞻。正如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熊月之评价郑观应所说,“他一只眼睛看中国,一只眼睛看西方,一只眼睛看历史,一只眼睛看现实”,由此使他的思想远远超越了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大半生对实业的投入给郑观应的思想提供了萌生的基础及演练的舞台,而超前的思想又为其实业的实践提供了明晰的方向和开阔的视野,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1922年,郑观应逝世时,也是张謇的大生集团进入衰败期之时。晚年的张謇曾因此发出“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年代”的哀叹,而郑观应尽管也曾受过这样那样的打击,但终其一生,大体上是积极奋进的。仅此一点,或更应为现代企业家们所景仰、所借鉴。

【附:郑观应生平】

1842年, 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

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

1870年出版《易言》;

1880年,出任官办上海织布局总办,此后相继任官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等;1894年,出版集大成之作《盛世危言》;

1922年,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参考资料:

《「岭南文史」骄傲!粤商中走出了近代杰出思想家:郑观应》,羊城派;

《郑观应为啥要写<盛世危言>》,知乎;

《郑观应:率先声先行之使命,行先导之责》,南方日报;

《近代强国之路的探索者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

《郑观应的海上萍踪》,上海档案信息网。

0 0
活动专题
传播达人汇
TOP10
财视传媒版权所有 京ICP备14031610号-1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B2-20190737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0808号 Copyright 2021 caishimv.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登录          注册
2周内自动登录 忘记密码?
第三方登录